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那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从5月20日开始在四川绵阳灾区调研的初步成果。

我不请求你们捐款，我请求你们向受灾农民兄弟们提供1-2万元的无息借款，希望你把他当作你受灾的一户亲人、朋友。我们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自尊自立，重建家园。

我恳请你们，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中国最无助的人群；还因为，其实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

有人犹豫农民借了钱是否会还。我在中国农村生活过六年，大地震后我已经五次进入方碑村，请相信方碑村民，请相信灾区农民。

我知道你们在灾难发生的初期已经奉献了爱心，我恳请你们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继续奉献爱心。我相信，在你们的支持下，方碑村会重新站立起来，其它村庄也会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一个个地站立起来，而且更加美好！

——我的三户农民朋友

在“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方碑村的试点中，我想帮助三户人家，最好是一户原来的富裕户，一户中等户，一户贫困户。回想起刚到村里的时候见过的最有印象的三户人，刚刚好代表了这三种家庭。

在村里主干道边，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路边用搭建临时棚子的村民，他赤膊上阵，拿着锤子努力地把从废墟中扒拉出来的木条定成框架，正在搭建一个人能够栖身的小棚子。我们试图想帮他一起搭建，他说不要，他自己能行。村长介绍他是村里的五保户李华忠。

第二位是一天清晨我们在村里巡视，碰到一些村民在田里插秧，大家聊了一会儿，他们以为我们是政府干部，七嘴八舌地介绍了一些受灾状况，基本意思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一场地震使村民们一无所有了。我问他们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各自介绍了家庭收入状况，共同认为靠自己是不可能把房子建起来的。有人说等着政府安排，实在不行就丢下这一片废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到城里打工过日子。可以男的做工，女的做保姆。他们调侃地说，听说在城里保姆的工资每月有1000多块钱？我们顺道看了路边的几户人家后，一位叫做王永山的村民带我们到他家里去坐了坐。他家在山脚下，看得出来原来他家算是比较富裕的，后屋的猪栏面积很大。他说原来养了十几只猪，大地震砸死了大部分，还剩下两三只。他们的屋子也完全倒塌，一家三口人在屋边的菜地里搭了棚子居住。说那几天他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白天赶着插秧，晚上打田埂。他一家四口，大儿子14岁，到我们帮助搭建的临时帐篷小学上学去了。妻子带着2岁的小儿子在家里收拾东西，除了幸免于难的两只猪，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要离开村子在路口等车时，看到一位年轻人在高高的废墟上，努力地想抠些什么东西出来。我也爬上废墟，问他找什么呢？他说看看能否找到原来放衣服的地方，挖一些衣服出来。我问他地震时在哪里？他说他一般中午睡个午觉再下地干活，那天因为天气不太热，想稍微歇一下就下地，因此坐在一楼的椅子上打盹，结果被剧烈的振动摇晃醒了，开始以为是什么人开玩笑，回头一看没有人，吓了一跳一个箭步跑出门外。刚刚跨出门口，身后的房屋就倒塌了，他惊险地捡了一条命。他叫李国军，家里五口人，与岳父岳母住在一起。

看到他们毁灭性倒塌的住宅，一无所有的现状，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在短期内解决灾后住宅重建的问题，体会到他们那种无奈，我想，如果他们有沿海地区、发达地区的相对富裕家庭的朋友，能够借他们一到两万元钱，就能够使他们有屋可居的话，那何乐不为呢？

因此，我假设我就是他们这样的朋友。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在灾区没有朋友的话，你是否也愿意帮助一户这样的农民朋友？

“5·12”大地震的发生，使中国进入了非常状态。

这一场灾难并不亚于一场战争。事实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出动：陆军、空军、防化兵、空降兵、舟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部队、消防部队、特警部队等等都奔赴灾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据说空军除了战斗机没有出动，其他机种全部出动了。大地震致使死亡与失踪人数近10万，受伤人数近40万，被解救人数150万，救治伤病员人数213万人次，受损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4600多万。一位死里逃生，又在救灾现场坚持了8天的北川县干部说，他在四楼，被地震高高地抛起，又深深地陷下，四楼变成了一楼之后被甩了出来，爬起来一看已经移位了几条街。后来的几天哀鸿遍野，没脑袋的、缺胳膊少腿的、开膛破肚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都是。他说人间灾难莫过于此，以后再看任何恐怖片都不会感觉恐怖了。

因此，要把这种事件当作非常态事件看待，围绕这个事件的一切思维和行为也都应该是“非常态”的。如果把它当作常态看待，就会犯下不同程度的错误。例如，万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但万科开始时把“5·12”大地震当作常态来对待，后来捐款1个亿才是把它当作非常态来对待了。跨国公司在平时的捐助方面并不突出，他们的CSR是有计划、有预算地长期从事某些领域的事业，但这一次，很多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大地震改变了方式。例如，诺基亚公司为此专门拨出了特别资金，思科全球CEO钱伯斯先生亲赴四川灾区，决心追加捐助数亿人民币，并计划派出一个团队在四川灾区持续工作三年，以思科特殊的专业能力与国际国内NGO一起为灾区提供专业的和长期的支持。因为他们把这次事件看作了一个非常的非常态事件。

在常态的全球共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里并没有包含慈善事业。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976年发布的“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1995年发布的“ICCR全球公司责任准则”、联合国1999年发布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等，都没有把企业要进行慈善事业或者要用收入或利润的多少比例进行慈善事业作为准则或者原则之一。最为著名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先生提出的UNGC十项原则是：1、支持、尊重和保护国际上宣布的各项人权；2、企业应当确保不成为侵犯人权的共谋；3、支持结社自由并切实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4、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5、切实废除童工；6、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7、支持对环境挑战采取预防办法；8、积极推动对环境负起更大责任；9、鼓励发展和推广无害环境的技术；10、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

在中国，据说数百家企业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谓步入了国际化。在中国这十条原则是否适用我们无法评价，但我想中国的确太特殊，在中国要列出自己的十项原则的话，企业开展慈善事业恐怕一定会被列成其中一条（另外如依法纳税、诚信经营。尊重知识产权等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条款是否也会被纳入？）。而且，现在全社会都把企业是否开展慈善事业当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衡量指标时，在这种高度的社会共识之中，理论有时是苍白的。

那么，以这次大地震为例，在非常状态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首先是非常态捐赠。既然在常态的中国社会中，企业捐赠被社会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在非常态下，企业捐赠的责任和意义就会被数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放大。就像在战争中，家家户户送不送军粮、纳不纳军鞋一样，被看成爱不爱国的标准。企业不捐赠，尤其是大企业不捐赠，就像富人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不拥军一样，会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甚至会有生命之虞。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贫富悬殊严重，城乡差别严重的状态下，西部农村地区发生了这样巨大的灾难，社会有理由期望东部地区和城市富裕阶层多进行一些捐助。中央部署东部省份对口支援受灾的一个县，就体现了这种思路。至于企业是否跟着政府的对口方向走则另当别论。

其次是非常态专业能力的提供。陈光标这次成了英雄，并不是因为他捐钱多，捐钱再多也是获得多一些喝彩，但成不了英雄。是他第一时间亲赴灾区提供重型机械救人的专业能力赢得了社会由衷的尊敬。还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都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万科公司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朱保全说，当万科的重型机械车队开到绵竹遵道镇时，所有的志愿者都哭了，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双手的无力和专业设备的力量。还例如，思科计划中的对灾区的三年援助中并不是仅仅提供金钱，而是以其专业能力为灾区提供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服务，并且联合无国界教师和无国界医生等NGO组织提供内容。再例如我们专家学者，能够为灾区提供的最大支持是智力支持。为灾区重建献计献策、做调查研究、进而可能进行试点等等。

第三是非常态投资。也许很多企业在常态中、在过去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下，并没有认真考虑对西南地区的投资。但在这种非常态下，在可投资灾区也可以不投资灾区的选择之中，就应该投资灾区。绵阳是一个高科技城市，北川县城的新址选在离绵阳机场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板凳桥，有望规划新产业，有望建设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但实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还在于企业的投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不可取，但在两可之间时则企业应该以非常态的思维和行为进行决策。

第四是非常态采购。在市场经济行为中，采购是对上游企业的最大支持。“用户是皇帝”，向灾区企业采购，就是“皇帝”对灾区企业和灾区人民的恩典。在这次大地震中，我们了解到很多的灾区企业自己虽然受了灾，但还是向社会捐款捐物，出人出力。如著名的绵阳长虹集团，又如不太著名的绵阳生产饲料和蛋、肉产品的铁骑力士公司，他们自己受损4000多万元，但仍然向灾民们捐钱、捐物、捐饲料等达大几百万元。这样的企业我在灾区看到和听到的不在少数。对于这样的企业，其它地区的下游企业在可采购可不采购的时候就应该采购，在可多采购可少采购的时候就应该多采购。

第五是非常态招聘员工。灾区的民宅大量毁灭性倒塌，农民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在瞬间归零。农民们说，这次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灾区的大部分地区，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是外出打工收入，如果企业的招工能够向受灾地区倾斜，将是对灾区的巨大支持。如果能够对灾区劳动者进行培训、提高技能后再上岗，则更有利于他们提高素质、提高收入，加快家园重建的速度，加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次大地震的非常态要持续多长时间？根据中央的规划，第一个阶段是三年，第二阶段是五年。因此，这种非常态应该至少持续三年。社会当然不应该经常处于非常态中，不应该长期处于非常态中，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灾后重建的理性过程中慢慢地恢复常态。只有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非常态，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非常态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更多的企业一起用各种方法帮助灾区摆脱非常态，整个社会才能够尽快地进入常态。

当然，非常态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是建立在平时常态的企业社会责任之心上的，否则一切就成了事件营销，成了做秀。我第一次听说陈光标是在《公益时报》今年四月推出的07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会上，陈光标成了07年“中国首善”。我注意了一下历年的数据，连续四年的“首善”都是黄如论，06年黄如论的捐赠额为1.98亿元，07年陈光标以1.81亿元争得了“首善”之冠，黄如论退居第二。在那天颁奖晚宴的拍卖会上陈光标频频出手，给人有做秀之感。但看看他的历年捐赠，近五年的捐赠总额为4.75亿元，似乎也不算做秀。在这一次非常态事件中，他的表现的确赢得了我的尊敬。我认为他能够在地震之后两个小时就带领自己的机械部队出发赶往灾区，是因为他心中确实“时刻准备着”，绝不是做秀。。

大地震的“追悼会”算是开完了，一般而言，追悼会都是热闹的，追悼会后，失去亲人的家庭就门可罗雀了。但愿这次大地震不会是这样。

大地震震醒了很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使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前沿的、非主流的概念或学科忽然变成了显学，使社会大众强烈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对于企业和社会都是一次教育，是一种有益的进步。

拍照的时侯有位同学说，何老师，您的博客很久没有更新了。我说，今天晚上我一定更新。希望向我说这句话的同学能够满意我的履约。她也使我感受到，很多学生们在关心着我，在注视着我，不管他们毕业与否。谢谢这位同学和关心着我的同学们，我会在你们的激励下始终履行一位教师的本分。今天毕业典礼的主持人逐一介绍参会的教师，到我时，场上的掌声和呼声相当热烈。正是学生们的欢迎和尊敬使我在做完博士后以后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我当教师已经11年了，尽管从去年底起我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我始终没有后悔。

最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大地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得了“汶川综合症”。我相信每一位去过地震区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得“震区综合症”。眼见为实，在哪里看到得一切会使每一位善良的人更加愿意为灾区出一些力。我的几位学生也到过我们想做一些事的地方去看过了，谢谢他们！我自己在地震发生后，在北京日日看电视时就决心为地震区做自愿者100天（无论在哪里，主要为灾区服务）到8月底。到现在，我去灾区已经去了五次了。我和一些教授们、咨询公司、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伙伴们正在实施一些事，“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是其中之一。

我把最近写的一些文章贴上博客。希望参加我们“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

第二次进方碑村是夜晚。

我们的团队有二十位志愿者，大多数是八零后的孩子，我觉得我唯一能报答他们的是给他们讲一堂课。于是，我，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在烛光下，在帐篷里，在废墟中，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课，并且进行了答疑。然后，他们让我睡进了仅有的军用帐篷之中。

深夜，我在蛙鸣中入睡。清晨，我在鸡鸣、鸟语、鸭声中醒来。由于没有下雨，军用帐篷顶部透气孔的纱网没有遮盖。我躺在地上，睁开双眼，一眼望穿纱网上空：一杆五星红旗在傲然地飘扬！霎那间我内心震撼，泪流满面。

我的帐篷搭建在方碑村小学原来的篮球场上，边上有一个台子，台上树立了一杆五星红旗。现在，两边是完全倒塌成废墟、曾经压死两位孩子的小学校舍，另外两边是一样倒塌成废墟、压死几位村民的民宅。但是，那五星红旗依然在高高地飘扬！

这一刻，将永远定格在我心中。

这是中华民族！这是唯一把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中华民族！！这是历经灾难永不屈服的中华民族！！！

这是我在方碑村的第二次流泪，没有人看见。第一次流泪是在我刚到方碑村考察完出来的路上，在车里。尽管考察时我谈笑风生，有时还幽默一把，但我被大面积毁灭性的废墟惊震，为村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财富全部归零深深地痛心。设身置地、将心比心，在车上我说了一句：“太惨了，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就无法克制地滚落。同来的两位同事和司机也潸然泪下。

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方碑村。何况我一直有一种遗憾，已经找不着我们家祖辈的那个村了。既然缘份把我领到了方碑村，那就是我的村。

当我走在田埂上做入户调查的时候，我心里想，万万不会想到我做起了真正的田野调查。我是管理学教授，我的“田野”是企业，我已经做了十一年的企业管理案例研究。是“5·12”大地震把我引向了中国农村的田野，既然我来了，我要对得起这一片田野。

方碑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可爱的在废墟中看《格林童话》、《哈利·波特》的孩子们，我也是你们的亲人！因为，你们在余震中下田插秧的身影在我心中，方碑村小学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20号我到了四川，感受灾情，看看损失严重程度，调查灾后重建的难度，探索是否可能有多方合作的共建模式。

北川、汶川、清川等地在媒体的大量报道下，情况已经比较清楚。在绵阳，我们想找一个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普通乡村去看看。在地方干部的推荐下，我们去了位于安县黄土镇的方碑村。方碑村在绵阳通往北川的方向，离绵阳市区仅仅半个小时的车程，距离公路也只有一两公里。到了村里，房屋毁坏的情况令我们大吃一惊。全村435户人家，1462人，房屋毁灭性倒塌率达到95％。由于地震时村民正在田里劳动，所以死亡人数只有15人。村里有个初小，约100个学生，学校也倒塌，其中两个学生死亡。

到了村里，在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已经有村民下田插秧了。他们在痛失家园后迅速地播种希望。我们看到，救援的水和干粮已经发放到村里。村书记说解放军来过，由于伤亡少，村民已经展开自救，解放军就离开到更急需他们的地方去了。村里有红十字会组织的志愿者在进行消毒工作，村民们正在搭建临时的栖身之棚。政府计划提供的每人每天一斤大米、十元钱还没有到位。

我们询问村里需要什么，村书记和村长说希望支持十吨米和面，每家每户支持一套锅碗瓢盆，原来的都被砸坏了，没法煮饭吃饭。另外，搭建临时帐篷需要6000平方米的编织袋塑料布。于是，我们依靠中国企业社会同盟和企业的帮助，第二天从成都购买了米面和用具运送到了村里，第三天从陕西购买了编织袋塑料布也运送到村里。后来几天，以同盟名义组织了20多位志愿者帮助村民们从废墟中扒出一些物品，1000多斤粮食，为孤寡老人搭建帐篷，成立临时帐篷学校，学校已经在帐篷里开课了。本来到镇里上初中的孩子们也在村里上起了临时课。这些行动基本解决了一个村在地震大灾难首要的救死扶伤之后，最基本的村民安置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小试验，以考察个人和小组织能否迅速帮助一个村生产自救。

由此我联想到韩国推行的“一社一村”模式。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别，韩国三星等著名企业和韩国农民协会发起了“一社一村”的帮扶模式，开始是去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等，后来发展到帮助村里发展经济。在今天的四川大地震灾难面前，中国有很多好企业和富裕人群，是否也可能在受灾地区实行“一企一村”的帮扶？最好还能够形成企业员工一户或者几户具体帮助一户的的模式。当然不能够依赖企业大包大揽，而应该是政府出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企业支持一部分、员工们支持一部分。抱着这种想法，我们在方碑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调查。

以方碑村为例，我们组织志愿者入户访谈、填写了375份问卷，其中信息完整的270份，并向村干部进行了专门调查，基本调查数据如下：

居民人口：1462人，其中外出打工约300人；

户数：435户，户均人数3.4人；

村财政年度收入：45万元；

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1264亩；

村民收入来源：务农和外出打工收入，基本没有其它副业收入；

村民负债率：负债户占70%，平均每户负债3万元；

房屋毁坏率：95%；

需要重建面积：约87000平方米，户均200平方米；

新住房计划建造价格：每平方米450元；

预计户均每年还款能力：平均为5700元，但方差很大，意味着户均还款能力的差异很大。家庭还款能力最高可达25000元/年，而有的家庭毫无还款能力。大部分家庭处于2000~8000元之间。

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似乎令人担忧：全部的重建计划即使按每平方米450元的造价计算，重建87000平方米的房屋共计约4000万元。村民们已有负债平均每户3万元，全村共计约900万元，未来每户的还债能力较低。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财政的年收入只有45万元，也没有发展其它农副业经济的可能性。似乎重建计划很难实施。

但是，如果每户建造200平方米房屋，造价9万元来计算，似乎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以假设：如果政府补贴3万元，银行10年期贷款3万元，企业支持2万元，员工们支持1万元，受灾地区一户农民的家庭重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模式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在2008年预算中拿出700亿元救灾，据报道，因为2008年的预算已经编制完毕，可以腾挪的空间不大，所以仅为700亿元。可以猜想，明后年能够投入的资金可能会在1000亿到1300亿之间，以三年计，共投入3000亿。据四川初步统计，受灾户数为319万户，如果四川受灾户为总受灾户的70%，加上其他省市的受灾总户数约为450万户，每户补贴3万元则为1350亿元，分三年投入，每年投入450亿元。银行贷款利息即使以年息10%计算，农民每年还款4900元，也是可能承受的。以方碑村为例，如果某个企业有能力捐助870万元，435户农民每户就可得2万元。如果这家企业有5000名员工，平均每人捐助870元，每户就能够得到1万元。如果这种模式可行，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帮助一个村的企业应该有很多，而且企业和员工对自己捐款的用途透明可见，可以教育和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社会责任心、公益心和自豪感，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当然，我们的调查也表明，农户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可能政府补贴应该更多扶持那些没有贷款能力的农户，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可以银行贷款和企业援助为主。

这种经济测算办法仅限于农村地区，但中国以三农为本，受灾地区大量是农村，稳定住农村，就稳定了根本。

打个比喻，政府是阳光，企业是电光，个人是烛光。按企业界制定计划用代号的习惯，这个计划可称之为“光电烛”计划。这个计划目前只能够称之为构想或是幻想。但正如任何一家企业的创办都是从幻想到构想，到计划，再到行动的。不知是否有条件在一个村做一次试验？

（欢迎读者来邮件探讨本构想，或探讨其它方式的四川大地震灾后乡村重建计划。若有参与意向，邮件发至《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sujing@pkubr.com）

更多方碑村灾后重建请关注http://www.pkubr.com/fangbei.html

地震一发生，我看到报纸上的图片，就注意到在倒成废墟的楼旁，就有不倒塌的楼。尤其一张照片中，一个街拐角的楼完全倒成废墟，可两边拐角紧挨着的两栋楼都没有倒塌。我立即就假设，倒塌楼的建筑质量一定有问题，马上担心起自己住房的质量，进而又想到，为什么学校倒的这么多？是因为学校倒塌死亡率高，又都是孩子更另人揪心、令人关注呢？还是学校的建设费用少、造价低？还是建筑商偷工减料？后来网络上对于这个话题议论纷纷，又看到了报道刘汉建的五所希望小学因为质量好都没有倒塌，几天后我又收到平安集团发来的短信，说他们在北川县桂溪乡的希望小学没有倒塌，全体师生600余人安然脱险，心中有一些释然。20号我到了四川，主要是想做一些乡村重建的调查研究。但带着这个心头萦绕不去的疑问我们先问了绵阳市教育局的领导，领导说不是建设质量问题，是学校在什么地段的问题，在强地震带的都倒了，不在强地震带上的就好一些。

 我也去拜访了北川中学的师生，长虹集团把北川中学幸免的师生全部接到了他们的培训中心，已经陆续开了课。我见到了北川中学党委书记蹇绍琪，他介绍说，北川中学倒塌的教学楼是98年修建的，旁边一座被认为是危楼的近50年的房子没有倒塌。倒塌的楼里压死了800多位学生，包括他上高一的女儿，还有100多人在医院里，不知最终死亡总人数。他悲愤地说，倒塌楼的水泥柱子里本来设计是12根钢筋的，断开看见只有7根，还看到水泥里面掺了煤渣，砖头倒下来散成一块一块的，明显是豆腐渣工程。我们的同事专门去看了北川中学，也去看了著名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拍了照片，摄了录像。聚源中学也是旁边的楼没有倒塌，而聚源中学的教学楼毁灭性倒塌了，压死多少学生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据说建筑商已经跑了，周围的学生家长们仍在愤愤不平地向我们同事述说。我们同事在断裂的水泥柱子中还能看到碎木块，也是明显的豆腐渣工程。我们不禁思索，这两个学校是特例吗？或者，仅仅是学校吗？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在法治与市场监管不规范时期，总有不法商人唯利是图，不顾人命，这次四川大地震血淋淋地暴露了这样一些商人的丑恶。这样的案例实在不应该放过，要进商学院的案例，把他们高高地钉在耻辱柱上作为反面教材。不知从法律的角度是否应该对这样的商人绳之以法？时代到了今天了，千万不能再说家丑不可外扬啦。另外，亡羊补牢，有谁能把现有的房屋，尤其是处在其它地震带上的学校检查一遍吗？加固一遍吗？像绵阳安县桑枣中学那样？ 

北川中学、聚源中学的倒塌是我们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必然代价吗？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经历了至少10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多长？我看该结束了。不法商人的减少和基本消亡是靠法律的制裁、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监督、舆论的口诛笔伐、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实现的。我们看到长虹集团很好安置了北川中学幸存的1300多名学生和100多位老师，我们知道他们答应帮助重建新北川中学，我们知道很多公司给聚源中学捐了款。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在这次救灾中的义举。这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都是我们正面学习的榜样。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也是西方兴起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社会的自觉认识，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次重要修正。第一次修正是靠政府征税之后进行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全民基本福利保障，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和扶助弱势群体方面，体现社会公平。企业社会责任潮流第二次修正，开始是社会各界要求企业和部分企业自觉地注意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保护环境，后来演化成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后扩展到包括人权和劳工保护、人文关怀方面等比较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概念。但国际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没有包含遵纪守法和诚信经营，遵纪守法和诚信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规和基本道德，中国企业在这一方面的负面消息不少，这次通过北川中学教学楼的倒塌，是否应该大规模地补补这一课呢？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履行最基本责任，基于法规、基于良心向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商品。在这几千条生命面前，每一位经营者是否都摸着良心经常问问自己，你的产品对得起社会吗？对的起中国吗？对得起世界吗？使用安全吗？夸大功能了吗？再提高一些后，问问生产经营过程破坏环境了吗？节约资源了吗？善待员工了吗？与社区和谐吗？······然后才轮到做一些慈善、公益事业。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是最基本的单元，企业和企业家在商业规则下为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政府不断开放市场，企业家通过规范的商业行为不断为客户服务，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事实和历史会证明企业家对中国社会富强的巨大贡献，大多数企业家是当今社会的英雄。我参与发起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成员企业都是当今中国企业的佼佼者。但是，这很小一部分不法商人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给企业家形象行成了多大的破坏！为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抹了多少黑！我作为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经常被其它国家的学者、媒体、NGO拿出中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的数据和事实感到汗颜！

北川中学近千名可爱孩子们的生命不能白白送掉，那些悲惨的照片不能轻易淡忘，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具有专业水准和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对此进行严肃的调查，以此为戒，让我们永远铭记这血淋淋的生命代价。                                      

2008-5-25

我把在四川写的《北大商业评论》刊首语贴上。

“5·12”大灾难面前理性思考

“5·12”四川大地震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多少泪水潸然落下，多少捐款汇聚而去，多少物资紧急调运，多少志愿者奔赴灾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心和齐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们所在的组织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包含北京大学管理案例中心、《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处。地震一发生，大家就自觉地行动起来，先是自觉地捐款，后来是有组织地捐款。立即有曾经是军人和记者的寇代表大家作为志愿者奔赴北川。同盟的同事们马上就自觉地与同盟企业商量，紧急往灾区调配物资，尤其得到了均遥集团下属吉祥、奥凯的支持，开通了上海和天津往成都的货运免费航线，同盟自己组织并帮助一些有货源的单位往成都运送了一些物质，再联系四川省招商局作为落地配合单位，虽然这是杯水车薪，但这也是一份责任，一份爱心同盟的同事们天天忙到半夜。到今天为止（5月24日），同盟的企业成员已经捐款近2亿元了。我内心深深感谢同事们，感谢均遥集团、感谢同盟的其它企业，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20号到了四川，希望尽自己的心力，为灾后重建做一点调查，做一点小事。当天晚上到了成都，因为预报19、20号可能有7级余震，成都绝大多数人都在屋外过夜。第二天去绵阳的路上看到很多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量赶往灾区，挂着捐助单位的红布条，有基金会的、有企业的，尤其多次看到我出生地福建的车牌，心里感到很温暖。

在灾区看到的人和事的感受，做了一点调查，我在本期文章中另行叙述。在本期刊首语中我想谈谈几点理性思考。

首先，中国需要大量的独立非政府组织。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灾区里政府异常紧张和忙乱。志愿者当然是必要的，但首先应该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然后最好是有组织、有专业能力，否则反而成了当地负担。因为一般的志愿者本地可以组织很多。中国太缺少有公信力、有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果有高效的NGO组织与政府对接，或者有能力独立地救援，效果会好得多。有些志愿者到了现场，自己的衣食住行什么也没有准备，或者没有相对长期的打算，可能就帮不上忙。例如有些组织准备了一些心理医生，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成都，可绵阳当地政府有关干部说有的心理医生来了，手臂上挂了心理咨询的红袖标，把灾民的心理创伤再拉一遍，马上人又不见了，还是不要来吧。但我在现场见了两个本地的挂着心理医生红袖标的女老师，她们说其实大量需要，她们自己都有心理障碍，不敢进家，进了家就觉得楼在摇晃，很多孩子满脑子都是死去的同学。其实有组织、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队伍是大量需要的。我们在安置北川灾民的著名绵阳九州体育馆看到总体安排的相当不错，我专门到厕所去看了一下感觉很干净。但是受灾面积那么大，下到周边的村里则受到关爱就很少甚至没有。灾难太突然、受灾面积太大了。

其次，中国政府在这次大灾难面前表现了强大的作用，人民满意度很高，使得甚至有国外媒体认为要重新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的政策是普惠制的，决策较谨慎、较慢，实施过程较长，而且必须一视同仁。可以看到数据，认捐的钱、到位的钱和到达灾区的钱比例差别相当大。而大家捐的钱几乎都捐到了政府和二政府组织手里，没有办法，人们不相信别的组织。政府像阳光普照，民间行动像手电筒和蜡烛，可以迅速地点对点支持，也可以照到一些阳光偶尔照不到的地方。5月23日四川媒体报道，四川受灾的家庭达到318万户，按照全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据，约有1000万受灾人口，还不包括其它省。还有几千所学校，数万的企业、商店，办公楼，还有企业影响了生产带来的损失等等，真不敢算这个账。据说有人初步算过损失约2000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如果318万户每户损失10万就是3180亿，加上政府、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的损失？后来看到有人计算是5000亿，可能这个数据比较接近真实。

我到了不知名的绵阳市安县黄土镇方碑村，村里的房屋95％毁灭性倒塌，因为当时农民们正在田里劳动，村里1426人中死亡人数只有15人，但几乎所有东西全部埋在废墟里了。有的村表面上毁灭性没有这么重，但哪些被抖过几遍、列着口子的房子不推倒重盖谁还敢住？刚到的那天晚上我自己带了军用帐篷睡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外的街边，早上起来与隔壁帐篷居民聊天，他们是绵阳市民，屋子震裂了，担心还有余震不敢住了，只能住临时用塑料布搭的帐篷。他们指着对面的灾民集中营说政府只能管他们，根本还顾不上我们。市场上的东西说是不准提价，实际上还是提价了。

灾后的重建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代不一样了，那时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听听消息，掉掉眼泪，然后看着政府计划安排。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主义，有富裕地区和富裕阶层的社会主义，企业和民间有善意、有能力为大灾难和灾后的重建贡献力量。如果中国有20％先富人群就是2.6亿人，帮助1000万人就是260人帮助1人，一个人帮100元每个受助人就得2.6万元，一个人帮1000元就是平均一人得26万元，共2600亿元。因为有企业捐款，截止到5月25日国内外承诺捐款已经290亿了。国家决定拨款700亿，就是1000亿。其实还有很多人可以多捐一些，如果对受捐机构更了解、更放心，对用款的去处更知情，捐款数额会大得多，例如我自己，我在灾区一线捐到实处的款比我在后方时多很多。我认为在灾后重建工作中要找到一种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团体、捐助企业，受灾单位和个人的合作模式，一种捐助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可推广的模式，而且是点对点的看得见的模式，我到灾区主要是想做这样的调查研究。我在成都见到了世界银行的人，见到了IFC的人，他们愿意与我们积极探索这样的方案

再者，资助企业和资助人心态要正确。不应主要为了扬名和冲着广告效应去救灾和支持重建。上镜头多的著名灾区捐者如云，其它地区无人问津。我们见绵阳市教育局领导时，她说北川县的49所受灾学校重建已经被认领完了，据初步统计绵阳市九个县其它乡镇一级重灾学校还有161所，村小学还不计（例如我们在方碑村看到那里约200学生的村小学完全倒塌），大概总共有1000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利益组织，但是在这种大灾难面前，市场原则要暂时放弃。例如，按照市场原则，物资紧缺就应该提价，但是在这种大灾难时期就不能这样做，而应该按照人类道德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另外，有广告效应的捐赠要做，没有广告效应的捐赠和资助也要做。在救急是应该像在佛家说的“起心动念”上就应该把广告效应放在第二位，甚至不计。这才是佛家说的“正念”。在灾后重建的漫长过程中，可以按照道德与市场的原则相结合。

还有，捐赠和资助人不要摆出一副施舍姿态，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无论从心态和方法上都最好能是帮助对方自救，使得受助人有尊严和培养自救能力。这样的大规模灾难谁都没有遇到过，我们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政府、金融机构、资助企业、社会团体、受灾人之间和合作模式？可否找到可以持续、可以复制的灾后重建模式？。即要救灾，又要可持续。在美国的黄石公园，管理方面禁止游客喂鸽子，因为鸽子习惯以后就散失了找食能力，没有游客时就冻死饿死了。灾后重建也不能对某一个点型地方大包大揽。四川人民很勤劳，而且心态很好，我们在村子里已经看到村民们下田插秧了。帮助他们是帮助他们自救，而不是去当救世主。

最后，我已经看到报道，北川要建立一面哭墙，把这次的死难人们的名字刻在一个大石碑上，不管是多少万，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在这次大地震之前，唐山也已经计划把唐山大地震的死难者名字刻在墙上，以纪念死者和教育后人。这是一个大大的进步，表明我们开始最终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日本人在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就问，你们说30万人，是谁啊？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救灾牺牲的英雄们的名字最先刻在石碑上，而不仅仅是“救灾烈士永垂不朽！”例如，我特别敬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不管官方统计是多少万，那些为我们赢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尊严的英雄们一个个是谁啊？我们到哪里去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啊？

大灾难的抢救生命的高潮过后进入了理性阶段，理性阶段比冲动的感性阶段更难、时间更长。现在不能再靠解放军了，除了主要靠政府之外，还要靠企业、靠社会团体、靠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公民们。大灾难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公民社会，包括企业公民。“起来，改革开放先富的公民们！”

四川大地震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我们除了捐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北大案例中心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同事几天前就有人到灾区做志愿者去了，我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秘书长，我觉得我应该代表同盟到现场看看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事。我20号晚上到了成都，明天进灾区。500万人的临时生活、防灾防病、家园重建、心灵重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仅仅依赖政府。我们一定能做一点事，做一点是一点。